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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化解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纠纷

发布时间:2014-08-18 15:36 责任编辑:wenfeng

近年来,中小学教材与教辅的版权关系,成为出版界广为关注的问题。教材有严格的资质限制,仅80余家有出版资质;但教辅出版几乎遍及整个行业,并是众多出版机构的重要利润来源。而教育出版是出版业的支柱产业,所以,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纠纷对行业影响之大,就可想而知了。
教材教辅的版权纠纷愈演愈烈,它到底是怎么回事,争议的焦点在哪儿,如何化解这场纠纷?在此,我们试着做一个梳理。
一、沿革
新中国成立后,教材出版实行国定制,全国教材除音乐、美术、地理(它们分别由人民音乐出版社、人民美术出版社、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写出版)外,其余各科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编写出版,各地出版单位租型印刷和发行。教材编写出版等活动的经费也由国家负责投入。
人教社等只编写出版教材,教辅则是一个公共的出版领域,各个出版社与民营公司都可以出版或策划。(注:我国台湾地区教材出版当时也是如此。)
1999年我国第八次新课标改革,推行“一纲多本”,教材开始多元化,80余家出版社上千种教材获准出版使用。由于教材版本增加较多,约2004年,教育部停止了新教材的审批。
新课标教材社为教材编写、培训、推广投入了大量经费,认为审定制下的教材拥有自己的著作权,其他单位出版配套教辅侵犯了自己教材的著作权,应取得教材社的授权。
教材社(尤其是 市场份额最大的人教社)的维权行动,让整个教辅界为之恐慌。少数较为敏感的教辅企业,积极与教材社协商授权,希望以此规避企业经营风险,或获得未来先机优 势。还有一些教辅企业认为,教材有一定的公益属性,反对教材社在维权中的一些过火做法。更多教辅企业则希望,尽快明确教材与教辅的侵权界限,这样,教辅机 构就可以进行规避,寻求自己合理合法的利益。
二、现状
2011年8月以来,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、教育部、发改委等教辅管理文件陆续出台。尤其是2012年2月以教育部为首的四部委发布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简称“四部委通知”)以来,教材授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四部委通知的主要内容,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,择优选出若干套进行公告,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从中选择1套供学生选用。
同时,通知规定:“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习册,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。”
著作权是法律问题,其核心是“依法”,即:如果教辅涉及教材的著作权,应依法取得授权;侵权的界定,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。
但在许多地方的执行中,由于不清楚侵权界定的具体标准,变成所有同步教辅均需要有教材社的授权书,否则,就没有送审的资格。
结果就是:没有授权,就不能上评议推荐;不能上评议推荐,学校就不能统一购买。而据行业估计,目前教辅销售大约80%是通过统一征订实现的。
这样,授权就成为直接关系出版教辅企业生死存亡的稀缺资源,教材社的授权条件也随之提高。
一些教材社为上当地评议公告,也授权当地社1套教辅。还有一部分教材社,不进行任何授权,使用其教材的地区,只能推荐本教材社自己的配套教辅。
2012年秋,全国约20个省执行四部委通知,对教辅进行评议推荐,除辽宁、湖南没有要求教材社授权,其余均将授权作为评议送审的前提条件。
2013年秋,除北京外,几乎所有省、市、自治区均执行四部委通知。而且,授权均成为进入评议推荐的前提条件。
也就是说,整个系统征订市场,凡是同步类教辅都须取得教材社的授权。伴随着四部委通知的落地,教材社迅速完成了系统教辅的授权。
系统授权巩固之后,教材社开始对评议公告之外的市场类教辅进行授权。
现实中,由于教材社授权条件较高,而市场教辅销售又不像系统教辅那样靠行政推动,而是靠企业靠过硬的产品、效率、营销一本一本卖出来的,还有退货坏账等风险,对于成本利润更加敏感,多年企业觉得难以承受,只有敬而远之。
也只有极少数几家企业,或出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,或希望占领市场先机,取得一部分产品的授权。
三、争议
关于教材与教辅的版权问题,争议最大的有三点。
争议之一:教材社是不是合理维权
部分教材社认为,教材多元化以来,教材的开发与推广主要由教材出版社承担,教材不再是公共产品。而著作权是一种私权,教材社有权处置自己的权益。
由于多年来,教辅一直是个公共的出版领域,许多教辅机构对教材社的维权存有争议,综合其理由有以下几点——
1.从法律层面讲,《著作权法》对教材有特殊的宽容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 二十三条规定:“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,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,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,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 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、摄影作品,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,指明作者姓名、作品名称,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 的其他权利。”由此可见,《著作权法》对教材有特殊的宽容。
2. 从社会层面讲,教材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,由国家财政采购,供全体学生使用,是一种特殊商品,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。
3. 从我国国情考虑,教材维权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。
首先,我国教材出版并未真正开放。我国出版业并没有开放,教材出版更是严格。新中国成立后,中小学教材是指定性出版。1999年后,教材出版虽然从国定制(统编)向审定制(多元)转变,但2004年,教育部即停止了新教材的送审。目前,教材出版远没形成真正的市场格局。
我国台湾地区有 相似的经历。1996年前,台湾中小学教材由“国立编译馆”统一编写出版,教材属于公共版权,教辅没有侵权疑虑。2001年,台湾完全开放教材出版,“国 立编译馆”退出市场,专门负责教材审定。教材出版完全开放后,教材著作权归出版公司所有,配套教辅的版权问题才提上日程。
其次,我国教辅 规模巨大。从多家上市公司报表来看,教育出版约占其销售总收入的70%。教材出版因为有严格的限制,更多企业聚集在教辅出版。据估算,我国中小学教辅产值 超过300亿元,规模比教材还要大,涉及的产业主体更多,产业链更大。如果只有教材社才能出版教辅,那么我国出版业的大半产值将主导在少数教材社手中。
再次,从现实格局来看,经过多年市场竞争,目前已经形成许多广为师生认可的教辅品牌;而教材社原来基本不出版教辅,其销售也主要是通过系统征订。如果因为维权损伤市场优秀的教辅品牌,也是一种不公。
争议二:侵权界定的标准
教材与教辅的版权关系,本质上是个法律问题。教辅侵权界定的争议,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。
1.封面标示
因为教材版本众多,教辅需要提示它适用于哪种教材,要在封面标示。功能是提示自己的产品型号,并不损害商标权人的核心权利。这是一种合理使用,还是侵犯了教材社的商标权?
在我国台湾地区,教材社为了规避侵权嫌疑,是不在封面上出现“康轩”、“翰林”等字样,而代之以“适康版”、“适翰版”。
2.编排结构
具体到每篇文章,教辅基本不会参照教材的编排结构,但教材各个章节的整体编排顺序,则是同步教辅绕不开的一道坎儿。因此,争议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。
2003年,国 家版权局《关于习题集类教辅图书是否侵犯教材著作权问题的意见》中,既承认教科书如果“在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上具有独创性,他人按照该教科书的课程内容和编 排顺序结构编写配套教辅读物,应视为对该教科书在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;在未经必要许可的情况下,这种使用即构成对该教科书著作权的侵害。”又规定“对于按 照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编写的与教科书配套的教辅读物”,“只要教辅读物中没有再现教科书的内容,即不侵害教科书的著作权”。
2005年以 来,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、朝阳区人民法院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,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、高级人民法院等判决了多起关于教材与教辅著 作权纠纷的案件。总结起来,关于侵权的界定基本是:编排体系和结构的设计并不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原创性,因此侵权的判定是基于教材内容的使用方式和使用 数量。
不过,一些教材社对此有不同意见,认为教材多元化之后,编排结构是他们很核心的东西。因为中小学教材多是汇编而成,其特色主要即在内容选择或编排上的独创性。
在台湾地区,教辅的规避方法是,目录上只标示课次(如第一课、第二课……),不标示课名。内文也同样如此。
也有专家建议,如果教材目录确实具有独创性,教辅参照应视为侵权;但如果教材目录具有行政性(有国家行政大纲)、规律性(是事物正常发展规律)、唯一性(如标准化的规定)等特征,教辅参照则不应视为侵权。
3.内文引用
内文引用分为两种情况,一是知识点的引用,二是段落、课文的引用。前者体现为对教材知识点的整理和练习,如字词句练习。后者则是大段引用超过一定比例,或课文全文的引用。
在台湾地区,教辅一般不收录教材的课文,仅是对课文知识做重点整理与试题演练,这样就不能认定侵权。如果教辅较多引用了教材的内文,除非教材公司提前与作者在合同中购买了作者所有的权利,否则这个权利在作者,而非在教材公司。
争议三:授权条件的争议
一是授权费用问题。同步教辅只是参照教材 的目录顺序,授权使用费就达5%-12%。相比之下,教材社给作者的稿费只是千字100元(2013年底提高到300元),一般图书的原创版税才8%。反 过来,教材社购买教辅机构的稿子,只给3%的策划费。如此考量,授权费用是否应该探讨一个更为公平、能够双方共赢的标准?
二是授权附件条件问题。不同的教辅企业,教材社收的授权费用不同,国有出版集团一般为5%,民营机构达10%以上。而且还有附加条款,如国有出版社只能在本省销售,而且要保证教材社本版教辅在当地的份额等。这些条件明显不利于我国统一开放、公平竞争大市场的形成。
四、建议
解决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纠纷,应该秉持几个原则。
1.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一切都要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,我们应当维护所有企业的正当权益。新课标教材社为教材开发投入较大成本,其权益理应得到保护。教辅也有相对独立的研发和创意,这个权益也应当尊重。
2. 是否有助产业健康发展。教辅出版发行主体众多,大量企业以此为重要利润来源。多年市场竞争中,也形成一批优秀的教辅品牌。如何在版权规范的同时保证公平竞争,保护优秀品牌,也是要慎重考虑的。
3. 是否符合公众利益。所谓公众利益,首先是教辅消费者(老师与学生)的利益。消费者最大的利益,在于可以自由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。目前教材社授权面较窄,还有的没有任何授权,这明显会限制竞争,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,是不符合读者利益的。
基于此,我们有如下参考建议:
1.教材社是否应该维权方面:教材多元化后,教材由出版社投资,教材社应该享有一定的权益。同时,我国教育出版仍没有真正开放,而且原来教材社并不出版教辅。加之教辅产值巨大,既关系产业格局,又关系学生利益。教材社到底应有多少权益,应有一个适当的标准。
2. 侵权界定方面: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纠纷,本质是因为行业对侵权界定的认识不够清晰。建议由政府或相关行业协会第三方搭建一个平台,教材社、教辅机构双方充分 参与讨论,法律专家指导建议,就教材与教辅常见的版权纠纷,形成几条相对明确的侵权标准。使教辅机构明白自己的界线,近而寻求自己的合法的权益。
3. 授权条件方面:建议广泛征求各方意见,达成一个既保证企业合法利益又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共识。比如确定公平合理的授权费用标准,开放授权,不要附加条件,以利于企业各方共赢和产业公平竞争。
正常来说,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,民事权 利属于私权,作者有权利自己处置。但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仍处于从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型期,而且教辅是使用最广泛的助学产品,关系无数学生的利益;教辅又是 出版业规模较大的一个板块,它的调整关系整个出版格局。因此,教材与教辅的版权关系,应同时考虑它的法律界定、国情背景和社会影响。
教材与教辅的版权争议对整个教育出版影响 巨大,这是一个转型期的问题,行业对此仍缺少比较统一的认识,任由企业博弈,也出现许多问题。建议由行业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搭建一个平台,在法律专家的指导 下,教材与教辅机构充分协商,达成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界定标准和解决方案。这样可以使教材社和教辅机构都明白自己的界限和权益,又有利于行业公平竞争和 健康发展。